2008推荐情人节礼物之一：甜甜蜜蜜巧克力。

    作为情人节里最甜蜜的礼物，不管是否减肥中，女生是无论如何不会拒绝的。现在各种造型的巧克力花样百出，层出不穷；真想在巧克力礼品方面进行一些创新的话，那就送一束层层叠叠，紧密相依的巧克力花束吧。

    把巧克力和玫瑰花造型合而为一，进行2款经典礼品的结合，不失新意。金黄的精美巧克力外包装能在第一时间给女朋友一定的视觉冲击的！

    2008年推荐情人节礼物之二：心心相恋情侣表。

    情侣配对的情人节礼物也是一大选择之一，而这一对精致的情侣表，在彼此手腕上缠绵着甜蜜与浪漫，分分秒秒交互着彼此心跳，两只手表不经意碰在一起，相视而笑，又是一次充满默契、温馨的情感交流了。

    特别是Swatch、浪琴等名牌情侣手表，更能给女生带来嘀嗒、嘀嗒的心跳感觉了：送礼瞬间，整个世界只剩下了你和她的心跳声音！

    2008年推荐情人节礼物之三：温暖缠绵小围巾

    在寒气袭人的日子，这是一份很贴心的礼物，根据女友日常的衣服类型或她所喜欢的颜色、衣料质地，选择一条最漂亮最合适的围巾，情人节那晚，轻轻地给她围上，让她的笑容告诉你她感到那么烂漫。

    一条精致的小围巾，将情人之间的那份柔情蜜意尽现其中。

    2008年推荐情人节礼物之四：惊喜浪漫惟有爱。

    谈到2008年最具创意、女生最爱的时尚新颖情人节礼物，非“惟有爱梦幻抱枕”莫属了。《嘉人》调查过5800多名白领女性得到的结果：梦幻抱枕在情人节夜晚给女生带来的感触是最惊喜、感动的，这是其他传统礼物非能比拟的！

    出其不意的浪漫，最让女生感动莫名；惊喜万分的眼眸中，透着丝丝心动的欣赏……

    梦幻抱枕S 系列感应式的光源启动，七彩璀璨、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的灯光梦幻效果，能在瞬间便吸引了女生的全部注意力，给女生最大的震撼惊喜效果，心动不已……

    礼不在贵而在于巧，能把送到对方心里，让其惊喜良多的便是一份最理想最好的情人节礼物，或许，梦幻抱枕会给你们2008年带来最惊喜的情人节体验！

    在2008年情人节到来之际，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度过一个最惊喜浪漫、甜甜密密的情人节！

    【欢迎大家转到自己的博客，为我们的博客增添一份2008年情人节的浪漫氛围！】

    看到这张照片，你是否会觉得奇怪？不用怀疑，照片里那个外表憔悴表情尴尬，被两名满脸笑容的警察夹在中间一脸晦气的家伙，正是有着英国情人之称的帅哥休-格兰特(Hugh Grant)。这张照片拍摄于1995年，是在休-格兰特因为招妓被警方拘捕后拍下的，所以为什么休帅哥一脸晦气像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事隔9年之后，当初亲手抓到休-格兰特招妓的恩尼-考德拉(Ernie Caldera)警官对媒体爆出了当年捉到格兰特与妓女鬼混的详细过程。而这张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还是这9年以来他首次曝光给媒体。　　

这可能是英国情人休-格兰特(Hugh Grant)一生中最难堪的照片了，站在两位满脸坏笑的警官中间的他，眼镜挂在T恤前襟，表情十分尴尬。这张拍摄于1995年的照片并不是影片的剧照，而是那起著名的召妓风波后在警局与追星族警察的合影，如今被他供奉在家中，他是格兰特的超级影迷，他不仅把这张照片作为纪念收藏在家，还把格兰特当时戴的手铐也收藏了起来。考德拉说，就算当时休-格兰特处在如此不光彩的时刻，他也仍然保持着英国人特有的绅士风度，丝毫没有降低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自己从来没见过像格兰特这么合作的犯人。

　　考德拉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详细描述了自己和搭档特莉-本尼沃斯(Terri Bennyworth)——照片左边的女警，是如何当场抓到正在进行性交易的格兰特以及妓女戴维尼-布朗(Divine Brown)的。

　　已经41岁的考德拉表示，那件事发生在1995年6月27日，当时他们正好在严密监视好莱坞日落脱衣舞俱乐部的应召女郎戴维尼-布朗。

　　考德拉说：“在我们监视的时候，有一辆白色宝马停在了我们前面。当时我还不知道坐在宝马中的男人就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休-格兰特。我看到戴维尼走上前去，两人聊了一会儿就达成了交易，然后等戴维尼坐入车内宝马就开走了。”

　　于是考德拉就和搭档一起开车跟踪，发现他们穿过街区，停在一栋房子面前。考德拉回忆说：“我看到戴维尼的头低向男人的大腿，然后她的头就完全消失在我的视线内了，我看了看我的搭档，我们决定等一等，先让他们乐一乐。”说着考德拉忍不住笑了起来，“格兰特太投入了，他整幅心神都在他的下半身。完全没注意到周围有人，更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走过去透过车窗看到了他们的全过程。然后我敲了几下车窗，戴维尼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而格兰特则迅速穿戴好他的衣服。当我们确认他的身份的时候，我的搭档小声跟我说‘那是休-格兰特’。我简直无法相信，因为我几个星期以前才看了他主演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很快，这个丑闻就传遍了当地，记者如黄蜂般不断涌到警察局门口。为了不让休-格兰特太过难堪，考德拉后来让他从警局的后门离开的。考德拉说：“他是个非常标准的英国绅士，临行前还对我说‘谢谢’。他离开以前，我告诉他‘你应该和你的经纪人联系一下，避免事情更加恶化。’他点头表示他会这么做。但说真的，那时已经太迟了。”

　　格兰特和当时23岁的戴维尼一样，都因公开从事色情活动而被捕，不过休-格兰特很聪明，他选择了完全认罪，丝毫没有反驳自己所受到的指控。后来他被处以几百元罚款以及两年缓刑。

　　这次招妓丑闻除了对休-格兰特的名誉带来沉重打击之外，还对他的感情生活以及工作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虽然随后格兰特花了很大力气来补救和女友伊丽莎白-赫利(Liz Hurley)的爱情，但是最终他和赫利还是以分道扬镳而告终。而格兰特的演艺事业也曾经一度陷入低潮，不过最终凭借电影《真爱至上》(Notting Hill)和洛丁山(Love Actually)东山再起。随后他拍摄的《蓝眼睛米奇》(Mickey Blue Eyes)，虽然票房不及前两部但是也非常受好评，使他再次成为最受欢迎的英国情人。

　　虽说现在已经事过境迁，重提旧事不会再对他的演艺事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老是被人抓着伤疤不放，怎么也会让休-格兰特不快一把，尤其是他现在正和社交名人、巴基斯坦政客的前妻洁米玛-柯寒(Jemima Khan)打得火热的时候，这可叫他怎么在新女友面前抬得起头来呢。

 阅读《围城》的过程就像是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漫游的过程，一路尽览世间百态，旖旎风光。旅途虽然漫长却曲折有致，变幻无常，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忽而“柳暗花明又一村”，让人惊喜连连的同时又不断产生迷惑、犹疑与忧虑。以至当这段旅程结束之时，我们的心还抱着对前途的希望而不愿停下来。读者在这“漫游”的过程中是各有各的乐趣与收获，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却在人生的旅途中一次又一次的迷失在“生活的围城”与“心灵的围城”之中，“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永远心怀希望却以失望收场。
 
一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是钱钟书先生在序言里的话。也许是钱钟书先生过于才华横溢了以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往往被书中俯拾皆是的连珠妙喻、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以及洋溢在字里行间的诙谐幽默所吸引，却忽视了小说的深刻内涵和意蕴，及隐藏于戏谑讽刺下的作者的真实情感。读罢《围城》，读到那个使人压抑、伤感又无奈的结局，再回看这句话，我们不禁深思《围城》的寓意。

小说以“围城”为题，点出了小说的主题。“围城”这一主题在小说中显得相当隐蔽，隐藏在小说一以贯之的调侃讥讽之下。整部小说中只有一处明确提到了“围城”这一意象：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y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作者借褚慎明和苏小姐之口抒发了对婚姻的感想与感叹，道出了“围城”的第一重寓意。“围城”这一主题在小说中似隐实显。《围城》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能吸引读者读过一遍之后再回头“细品”。而读者在反复仔细的阅读过程中会逐渐注意到，在小说从始至终并不紧张激烈的情节发展过程中，随处散落着作者看似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的对“围城”这一主题的暗示与阐发。而一旦读者注意到这种暗示，直至读完小说来回望小说主人公一路的经历与遭遇，再结合小说的题目与序言，便会对“围城”的主题有恍然大悟之感。夏志清曾评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1]，只从这一点来说已不为过矣。

二
 
关于《围城》的主题已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如夏志清的“人生孤立与隔膜”说[2]，柯灵的“对社会和人生病态的针砭”说[3]，陈平原的“梦想局限”说[4]，解志熙的“存在困境与勇气”说[5]等等。那么《围城》的主题究竟有何深刻的内涵和意蕴，“围城”这一意象又有何丰富的象征意义呢？前文已经指出“围城”的第一重寓意是婚姻。说《围城》是一部爱情小说似乎贬低了它的价值，不够确切。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爱情纠葛确实贯穿小说首尾，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因此“围城象征婚姻”这一寓意，也成为构成了小说主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主题在小说主人公方鸿渐身上表现得尤为深刻、突出。

方鸿渐是江南一个小县城里一位大乡绅的长子，在高中读书时就由家里做主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订了婚，尚不识爱情滋味的他对此漠不关心。直至上了大学，“第一次经历了男女同学的风味”，方鸿渐才忽然醒悟自己即将陷入无爱的婚姻的“围城”。于是他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反抗，“壮着胆子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不料遭父亲来信一顿痛骂。反抗失败之后，性格懦弱的他“从此死心不敢妄想”，不在奢望、幻想爱情，只无奈地听候命运的安排。不料未婚妻突然去世，鸿渐稀里糊涂的逃离“围城”，“有犯人蒙赦的快活”。至此方鸿渐遭遇了第一次“围城之困”，幸而有惊无险，不过自始至终他没有一点自主力可言，完全是被动的，像一只可怜的小鸟，差一点被命运之手抓进金漆的鸟笼，突然又被释放，回归自由。

第二次的感情纠葛发生在他与苏文纨、唐晓芙一对表姐妹之间。一个是有头脑有才学、气质相貌都不错的女博士生兼阔小姐，一个是美丽清纯、聪慧可爱的女大学生。方鸿渐对唐晓芙一见钟情，第一次对女孩子产生了纯真热烈的爱慕之情，并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又一次对爱情充满了渴慕与憧憬。这也是方鸿渐在整部小说中（也许是一生中）最快乐自由、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期。可惜幸福总是短暂的，命运又一次对这个怯懦善良的人开起了恶意的玩笑。有才有貌、高贵气派的苏小姐一向孤芳自赏，对围随着自己的几个忠实追求者包括赵辛楣在内都不太在意，偏是对并无过人之处的方鸿渐亲睐有加、有意屈尊。鸿渐夹在两人中间左右为难，一方面他加紧追求唐小姐，竭力想赢得她的芳心；一方面他又怕伤害苏小姐，妄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苏小姐对他的感情无疾而终。他明明无意于苏小姐，却又常常迫于无奈地去迎合她，造成她的误解：

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也比从前少了，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苏小姐只等他正是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

结果等他找到勇气向苏小姐坦白的时候已为时过晚，苏小姐一怒之下在唐晓芙面前恶意中伤方鸿渐，离间了两人的感情。紧接着一连串的误会、巧合终使两人的恋情彻底破裂。

这一次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场“围城之战”--对苏小姐的“突围战”与向唐小姐的“攻城战”，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最好诠释。从欧洲留学回国的方鸿渐不再是父母手中的牵线木偶，有了自主婚姻的权力，成为真正自由的“城外流浪汉”。然而获得自由并不代表获得幸福，因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心想事成。方鸿渐这一仗可谓打得艰苦卓绝，他对唐小姐付出了所有的真心与热情，对苏小姐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结果却只因自己的优柔寡断、善良怯懦，激怒了苏小姐也伤害了唐小姐，更把自己弄的心力交瘁、伤痕累累。失恋继以失业之后，方鸿渐对未来、对婚姻不再似从前般乐观地向往、浪漫地幻想，有了比较消极而清醒的认识，“围城”意识开始觉醒，对辛楣感叹道：    

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要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了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侯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遭受连番挫折失败的方鸿渐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的无奈与残酷--“难以预料的错失，难以打破的心理隔阂，难以沟通的情愫，难以把握的命运”[6]。一颗受伤、疲惫、孤独的心已无力再苦苦追寻虚幻浪漫的爱情，只想寻找一个安定温暖的归宿--婚姻。

所幸这一愿望并不十分费力地没过太久就实现了，不过又似乎实现得太过顺利了，以至于方鸿渐还没有考虑清楚是否要冲进“围城”就被稀里糊涂地拖了进去。把方鸿渐拖进“围城”的是一个貌不惊人、外表天真柔弱、实则精明要强的年轻女孩--孙柔嘉。方鸿渐到了三闾大学事业多阻，由聘书上约定的聘为教授实际降级聘为副教授，在学校里处处受到排挤冷落，更无法忍受学校里的勾心斗角、世态炎凉。孤独沮丧的方鸿渐开始注意到只有孙小姐比较愿意倾听自己的心声，并且显得异常柔弱温顺、天真无知。只有她需要自己的帮助指导，并对自己言听计从。方鸿渐一颗温柔的保护心终于被她激发起来，最终与她结了婚。

虽然方鸿渐认为“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的资本了”，并且结婚也给再次失业的他带来了些许安慰与温暖，然而真正进了“围城”却渐渐发现一切远非他想象的这样简单。他首先觉察的是他和孙柔嘉之间还陌生得很，彼此根本算不上了解--“鸿渐最初以为她只是个女孩子，事事要请教自己，订婚以后，他渐渐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婚前他所认识的那个温柔和顺、善解人意的孙小姐渐渐消失，转化为精明虚荣、急躁任性的方太太。接下来鸿渐失业、在香港匆忙结婚、回上海找房子、双方家庭的介入与不和、家庭成员间的勾心斗角、事业上的不顺利，种种烦恼使两人从不时怄气到经常发生争执、吵架，双方脾气越来越坏，本性越来越暴露。此时的方鸿渐对婚姻又有了新的感悟，同时也是失望--“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的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不如意、家庭不和谐使鸿渐想再回内地去找辛楣寻找新的出路，结果遭到柔嘉的竭力反对。最终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争吵使得两人都伤心、疲惫、灰了心，方鸿渐徘徊在“围城”的边缘不知何去何从。

无论是抓住了理想中的爱情跟心爱的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抑或是被爱情抛弃落入了平淡的婚姻中，在恋人眼里婚姻永远是温暖的爱的小巢与心灵停靠的宁静港湾，而一旦身陷其中，婚姻就逐渐转变为无形的锁链和枷锁使人感到压抑和束缚。因此人们永远不停的奔波于围城内外，不断地寻找又不断地迷失。小说中除了贯穿首尾的方鸿渐的情感婚姻历程，另外赵辛楣对苏小姐一厢情愿的苦苦追求、苏小姐与曹元朗的滑稽婚姻、汪处厚夫妇的貌合神离等都在婚姻这一层面上把“围城”这一主题表现得明确而又深刻。
 
三

“仔细研究、琢磨《围城》，我们会发现，表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男女婚姻的迷惑和困境并非《围城》的真实意图或终极内涵。作者仅仅是通过这一现象来揭示更深刻的人生意蕴和社会内容。透过这层表象，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芸芸众生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处境。”[7]方鸿渐曾在去三闾大学的途中对赵辛楣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这里“围城”的第二重寓意被方鸿渐不经意的点了出来。方鸿渐的这一感想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而是他对人生、对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真实感悟，并且像个预言似的预示着他的前途人生。

方鸿渐出生的家庭就是一座坚固的“围城”，他的家在江南一个小县城中，父亲是前清的举人，当地的大乡绅。家中风俗习气陈旧，思想保守落后。父亲古板迂腐，对子女的管教一向很严，鸿渐在家中就像一个牵线木偶，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一切都得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连婚姻大事都由父母全权做主。性格懦弱的方鸿渐被困在家庭、婚姻的双重“围城”中无法挣脱。未婚妻的突然去世使鸿渐如犯人蒙赦逃离了婚姻的“围城”，而出国留学更让他轻松地走出了束缚他多年的家庭。对未来他似乎又看到希望。

在欧洲逍遥了四年的方鸿渐留洋回国，工作没有着落，暂时寄居在丈人家中并在丈人的银行里挂名上班。

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象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一世的人都望着、说着。现在万里回乡，祖国的人海里，泡沫也没起一个--不，承那王主任笔下吹嘘，自己也被吹成一个大肥皂泡，未破时五光十色，经不起人一搠就不知去向。

初回国的欣喜兴奋渐渐消退，转变成莫名的空虚、失落。上海局势混乱，工作不容易找，接着一段复杂的情感纠葛、失败的恋爱经历更是让他灰心失望。方鸿渐越来越觉得上海也像是一座“围城”，爱情没有希望，工作没有出路，更可厌的是两家的家长都喜欢干涉自己的恋爱婚姻，周家丈母尤其乐于窥探自己的隐私。失恋继以失业之后，灰心、失落的方鸿渐急于走出上海这座围城，接受了三闾大学的聘书，带着一分不坚定的信心去内地寻找新的希望。

心性敏感脆弱的方鸿渐遭受过失恋、失业的打击之后，对人生的“围城”现象已渐有察觉，“围城”的体悟也渐渐增强：

方鸿渐在轿子里想，今天到学校了，不知是什么样子。反正自己不存奢望。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象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虽然这么说，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

结果不出所料，方鸿渐一到三闾大学好奇还没消失，激动未及消退，就得到校长的亲口通告已由预先约定的聘为教授降级改聘为副教授。接下来就诸事不顺了。讲授的课程是连自己都提不起兴趣的枯燥无味的论理学，上课学生无精打采自己也没劲。学生对自己的课和人同样的不重视。最无法忍受的是学校里的世态炎凉、勾心斗角，同事之间互相搬弄是非、造谣生事。韩学愈那样的假博士、李梅亭之类的伪君子偏可以在学校站稳脚跟、受到重用，自己一心要认真教学却处处受到冷落排挤。三闾大学不止是“围城”，更是“是非窝”，一年的学校生活早使方鸿渐压抑得不堪忍受，辛楣一离开，他也早早逃离了“围城”。

结婚回到上海，方鸿渐并没有寻找到新的希望，又渐渐陷入了失望之中。境况比一年前在上海更为糟糕，由辛楣介绍在报社当了个无足轻重又没有前途的资料室主任。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小，自己与柔嘉辛苦建立了小家庭却不断受到双方家长的介入和干扰，更因此而不断引发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与争吵。方鸿渐被围困在与父母、与妻子、与姑母的重重矛盾冲突中不得解脱。辛楣的来信像茫茫的黑夜中海上的灯塔又让他看到希望的曙光。在与柔嘉的最后一次疾风骤雨式的激烈争吵后，两人的婚姻“围城”已摇摇欲倾，方鸿渐终于打消一切顾虑，不顾一切地想要再一次冲出“围城”，然而前途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小说充分展示了方鸿渐处处碰壁、连遭失败的生活经历，揭示了人们受压抑、难容于现实社会而遭受到的无法言状的悲苦的人生困境。”[8]

至此“围城”的第二重寓意已非常明显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家庭、事业、社会无一不是“围城”，即方鸿渐所说的人生万事。生活中处处是“围城”，人生不过是一场接一场的围困与逃离。纵观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路的经历无非是进城与出城的循环往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重生。“鸿渐是一个永远在找寻精神依附的人，但每次找到新归宿后，他总发现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旧束缚而已。”[9]方鸿渐如此，小说中其他人物何尝不是如此呢？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汪太太……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围城”中忙碌徘徊，有人在逃离“围城”，有人在冲进“围城”，有人在制造“围城”。许多人因觉察自己深陷“围城”却无法摆脱而痛苦不堪，也有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作者选取中国社会中最有代表性之一的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来写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们的生存状态，写出他们的悲苦、无奈、迷茫、失望和挫败，以及他们身上的人性弱点，并以此来写整个人类。”[10]赵辛楣曾对方鸿渐伤感地说：“我觉得谁都可怜，汪处厚也可怜，我也可怜，孙小姐可怜，你也可怜。”这句话是辛楣在自认为对婚姻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而发的感慨，其实更是作者借辛楣之口对人生的这种“围城”境遇表达自己的同情与无奈。

四

“从作品的表现方法来看，《围城》更像一部象征小说，其中蕴含的否定性的超验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一部寓言小说涵盖量。它的隐喻性主题探讨的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11]那么人为何会面临这种“围城”的困境，又究竟能否摆脱呢？对此作者已经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围城”的第三重寓意--心灵。人的心灵才是真正的“围城”，是一座最坚固的“围城”。人被束缚在各自的“心灵围城”中，“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别人无法进入，自己也无法走出。心灵的“围城”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因而也导致了人生“围城”境遇的产生。

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

这句话可以看成是对“心灵的围城”的一种阐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难以冲破的隔膜，心与心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不管两个人在思想、语言、行动上表现得多么融洽一致，心灵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或远或近。然而不管靠得多近，也终不能“合二为一”。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存在与任何两个看似亲密的人之间，不管是情人、爱人，还是亲人、朋友之间。方鸿渐与苏文纨之间心灵的距离就注定了两个人无法从朋友再进一步转变为情人。所以当苏文纨向方鸿渐进一步示好时，方鸿渐感到的却是对自己的一种围困与束缚。而当方鸿渐最终挣脱出这种束缚时，两人连朋友关系都无法保持了。

心灵的“围城”既然无法冲破，人与人之间也就无法产生真正的理解与沟通--

鸿渐闷闷回房。难得一团高兴，找朋友扫尽了兴。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象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虽然能够看到彼此的喜怒哀乐，却无法真正感受到他人的心境，体味到他人的情感。“一个人对世界的体验是他人看不见的，任何人所能直接观察他人的全部表现只有动作、身体和语言。一个意识和另一个意识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填平的。……假如他人对世界的体验比你自己更广阔、更深远，同时想象也更辽阔时，那么，你甚至不能想象出这种体验是什么。因为一个人所想象的仅在他个人体验的范围之内。”[12]对方的心灵波动、情感浪潮无法激起自己心灵的共鸣与回响，彼此因为无法感同身受，而不愿感同身受。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隔与冷漠，因而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心灵造成了痛苦与伤害。

人无法脱离社会，必须在社会中生存，与他人相处，而彼此间心灵却又无法真正的契合与沟通。“从此人被抛入了一种孤独的境地，他们彷徨、苦闷、疑虑、迷惘，看不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13]渴望被理解、被同情，感受到的却是人心的冷漠与隔膜；渴望倾诉却无人倾听。因此人就成了天生的孤独者，并不能真正完全融入社会，不可避免地会碰壁、受挫，而社会也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成了束缚人自由的“围城”。

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人在社会越来越开放发达的情况下，却更加退缩到‘个人天地’，封闭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世界，使人与人之间难于沟通、交流和对话，人更多的是走向与社会环境的对立和对抗。”[14]褚慎明曾说：“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事实上人“既不能真正超然物外，澄然明净，又不能甘于完全进入外部世界，沦落为物。所以自为的人处在自在的世界上，碰到的只是障碍、限制和不幸，感到的只是恶心、反感和痛苦。”[15]心灵的围城既然无法走出，心灵的孤独也就无法摆脱，社会的“围城”也就永远存在。

五

人们赞誉《围城》往往更着重于《围城》的写作技巧、艺术特色，及作家深厚广博的学识。然而《围城》的题旨的妙趣及深含的意蕴更值得我们深思。《围城》独特的艺术魅力“不光在妙喻联珠的语言运用，甚至也不光在对世态世相谐谑深刻的勾划，更在其多层意蕴的象征结构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玄想深思。”[16]作者从婚姻爱情的层面点出《围城》的主题，进而深化到社会人生，最终探寻并揭示出产生《围城》现象的本质原因。

《围城》采用喜剧的形式，表现的却是伤感严肃的主题；调侃讽刺的话语背后却隐藏着作者深深的同情与无奈；读者在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之后感到的却又是莫名的沉重与压抑；正如作者对整部小说所下的结语--“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萨特强调表现人的“巨大而又异乎寻常的不幸”，展示人的邪恶、丑陋，人生的荒谬和可悲。在他的笔下，个人虽可以进行拼死的挣扎和反抗，有自由选择的自由，但终究是被迫采取行动的，最终要受制于荒诞命运的摆布。然而钱钟书并非如此，《围城》虽是忧世伤生之作，极富悲剧意识，但钱钟书强调“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悲观。”[17] “如果说《围城》中存在着某些难以自释的矛盾的话，归根结底是人生本身矛盾的反应，是一位智者面对现实的人生矛盾和永恒的人生困境而不能不有的困惑的必然表现。每个严肃思考人生的人都不能有类似的困惑和矛盾。” [18]

参考文献

[1][2]夏志清著刘绍铭编译《中国现代小说史》，转引自《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192页。

[3]柯灵：《喜〈围城〉上荧屏》，《文汇月刊》1990年6期。

[4]陈平原：《东西文化夹缝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兼论四十年代讽刺文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5][6][18]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7][8][10][14]张新民：《浅谈〈围城〉题旨的多义性》，《中国近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4年第3期。

[9]夏志清著刘绍铭编译《中国现代小说史》，转引自《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195页。

[11]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12]悉尼·昆德拉·特德·兰兹曼：《健康人格》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13][15] 萨特：《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7月。

[16]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17]钱钟书：《论快乐》，《写在人生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页。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用了十年才完成的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中，王小波认为“现代小说的成就建筑在不多的几个名篇上……现代小说的艺术顶峰就在其中……在我写过的小说里，《黄金时代》是我最满意的”，[4]因此选择《黄金时代》来谈王小波小说的艺术特色，就具有其代表性。

一． 自由

自由精神是任何作家都希望在作品中灌注的东西，但却不是任何人都能作到的。王小波小说的自由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特立独行的写作态度。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有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许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5]猪之所以特立独行，是因为他的自由浪漫，不受种种所谓规则的束缚。《黄金时代》出版以后，就有人在格调的问题上提出看法，认为小说的格调不高，王小波对此的解释道“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一个得分游戏不管多么引人入胜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艺术；何况他根本没什么意思。假如我要写什么，我就根本不管他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坚决不从爱祖国谈起。”[6]于是我们在《黄金时代》里看到了王二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陈清扬从良民到破鞋的转变，在所谓的格调不高中，黄金时代结束了，本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我们却发现自己登堂入室了。正如电影《红高粱》：东倒西歪的原始作坊，酿酒撒上尿，野合生了野孩和生剥人皮。然而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人性、侵略和民族精神。陈清扬在挨了王二两个巴掌之后如“春藤饶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理会别人的事，而且在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并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7]后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爱情面前，“团长”的脸红了，看过那份交代材料的人，一个个脸都红了。道貌岸然终于在“搞破鞋”的行为面前害羞。

王小波小说的自由精神表现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俗话俗说。仿佛一市井小厮，亦或一说书老者，婉婉道来。然而这种说话方式，又给许多习惯了高雅艺术，严肃风格的人一种别样的感受。有人在读完《黄金时代》后这样写道，“不是一般的好。太好了。写下这些文学时，作者心灵中只有纯粹的文学思维，只对文学负责。然而那些由最朴素的词句可铺排的文学中不仅透漏着诗意，也熔铸着极密极浓极细极深的时代、社会、人生信息，并有对人性的探幽发隐，而这一切的组合却又并不导致灰暗的沉甸甸，竟是十二万分的有趣。”[8]掌炊阉牛的队长进行锤骟之后“对我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楞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9]“为了伟大友谊，我还能光着屁股上街跑上三圈。我这个人，一向不大知道要脸。”[10]这样直露大胆的描写，难怪一向以聪明著称的王蒙感叹，“他居然这样俗话俗说，蒙为他捏一把汗。”[11]

二． 有趣

王小波生前多提“有趣”。

在《有关“给点气氛”》中他说，“我相信总有些人会渴望有趣的事情，讨厌呆板无趣的生活，假如我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这是我对生活主要的要求。”[12]在《〈怀疑三部曲〉序》中，“人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13] 在《〈思维的乐趣〉自序》中，“不管什么书，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这一本也不例外。” [14]

他在《思维的乐趣》中曾经谈到对插队时期的印象，“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痛苦的了……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15]看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有趣”为何如此频繁的在王小波的文章中出场了。王二是在那个特定的“大革文化命”的年代的生存者，并展开了生存者的游戏。他上山下乡，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普遍经历的所有事情并同时也参与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件。在他的笔下都栩栩如生，他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甚至以在文章中插入性描写的极端方式来展示他所生存的世界的现实。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时代，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合乎逻辑的还是不合逻辑的，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都将以个人的生活的经历纳入历史事实的轨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小波是以自己的经历来写历史，同以往正史史学家不同的是：以往的史学家描述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王小波是在描述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以往的史学家描述的是别人的、上个时代的历史，王小波描述的是发生在这个时代的、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历史。而《黄金时代》又是这样一部超越了作者自身经历的有趣的小说。

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成功营造出一种陌生的“有趣”效果，使读者获得了全新的眼光。读者再在阅读小说时无意识地运用这一全新的眼光，其结果是必然造成极大的阅读快感。王蒙在《难得明白》中这样评价趣味，“蒙认为趣味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肯定与尊重，是对于此岸而不仅是终极的彼岸。对于人世间、对于生命的亲和与爱情，是对于自己也对于他者的善意、和善、和平。趣味是一种活力……是一种美丽的光泽，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欲望，是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16]。可是这种正常的健康的欲望和状态在特定的年代却变成了奢望，于是王小波在创造黄金时代时，把“趣味”毫无保留的传递给了作品中人物，形成了人物性格和历史环境的强烈反差，而王小波就在这种反差中完成了他的黑色幽默。本不是“破鞋”的陈清扬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不清不白，性爱在他们那里变成了“敦敦伟大友谊”，下来蹲点的军代表甚至认为王二是一个哑巴，而陈清扬竟把对自己的批斗看作是一种荣耀。有人说“王小波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他是一位艺术家，这里所说的艺术，首先是小说。”[17]我对这个观点很赞同，王小波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位饱含趣味的艺术家。

花是美的，可是把花瓣一瓣一瓣的分解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却不一定美。而理科出身的作家王小波，在他的小说中，往往有分析研究的痕迹，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却使语言增色不少，这也是王小波语言“有趣”的一个表现，比如队长说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王二认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三个途径：“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2，该狗天生没有左眼；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18]结果三条一条也不成立，读来叫人捧腹。又如，王二和陈清扬想要摆脱“搞破鞋”的罪名，必须证明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19]再比如王二对自己和陈清扬逃亡到阿伧大哥家生活作了大胆的设想，连孩子的出现方式也进行了一次排列组合，“1，陈清扬和我的；2。阿伧大哥和阿伧大嫂的；3，我和阿伧大嫂的；4，陈清扬和阿伧大哥的。”[20]再如“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21]这种不合逻辑的逻辑式写作是王小波经常运用的，也是他追求“有趣”的性格使然。

三．荒诞的讽刺

王小波的杂文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他的杂文不同，王小波的小说往往在戏谑，调侃，看似荒诞的情节中揭示生活的复杂。王二因为无法证明队长家狗的左眼不是他打瞎的就打瞎了狗的右眼，罗小四因为众人说没有王二这个人的存在就真的怀疑起来甚至痛哭，病态的时代使得人的反映也迟缓病态起来。

主人公王二是一个典型的丑陋形象，《黄金时代》中二十一岁的王二是这样的，“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身破军衣，上边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翘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像。”[22]到了九十年代的王二还是没有改变他的丑陋特色，“我还是老样子，饿纹入嘴，眼窝下乌青，穿过时的棉袄，蹲在地上吃不登大雅之堂的卤煮火烧。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手上被硝酸染的焦黄。”[23]不仅在外貌上，在语言，行为，心理上精力旺盛的王二都是一副粗俗的无赖相，正如陈清扬屡次提出的一样，王二——永远是个混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王二都是无赖，偶尔伴随他的出场，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王二，披着羊皮的王二，可爱的，温情默默的王二。在“三闷的娘”用拔秧凳给了王二一个修养的理由之后，王二拒绝了温泉，而是给自己建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后面荒山里的低洼处沟谷纵横，树林之中芳草离离，我在人迹决无的地方造上一间草屋，空山无人，流水落花，住在里面可以修身养性。”[24]后来住在屋子里的王二也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开荒时节，“我（王二）把她（陈清扬）的衣服完全解开”，而之后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会有一段云雨酣畅的描写，取而代之的是王二在陈清扬肚脐上“轻柔的一触”，然后“抬起头来四下看看，就走开了”。原来无赖外表之下，也有侠骨柔情，看惯了王二泼皮相的人，甚至会认为这是一个荒诞的喜剧。而王二，就是一个具有这种荒诞反差性格的人。
女主人公陈清扬，是一个不该在那种环境下出现的人物。我们从作品中看到，她追求伟大的友谊，她敢爱敢恨，她不畏强势压迫。她甘愿为了伟大的友谊献身，那些王二信口雌黄的交情义气“像咒语一样让她着迷，哪怕为此失去一切，也不懊悔。“她拒绝了军代表的热情，去委身于一个流氓，只是因为“友情”，因为流氓为数不多的几次真情流露，她无法拒绝真诚。她在写交代材料是义无返顾，毫不畏惧，只是因为爱情，因为“做了的事情不怕交代”。陈清扬的性格是不容易在当时时代出现的，她的出现和社会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具荒诞讽刺效果的是黄金时代里的爱情在王二与陈清扬之间展开，两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物，为了共同的爱情追求，走到了一起。

“在车站上陈清扬说，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耳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交待材料的人，一个个都面红耳赤，好像小和尚。”[25]背景的沧桑，年代的荒乱，无理性行为下的无奈与悲哀，却在陈清扬一份薄薄的实在的交待材料里全被颠覆，这出于本性、归于本位的情感的真实和美丽，令所有人低下头去，不能言语。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真实情感闪发出怎样黄金般的色彩。难怪作品被命名为《黄金时代》，黄金本珍贵，然而能在那样变质的社会里，出现这样两个具有为社会所不容性格的人物，最荒诞的是他们相爱了，并且是义无返顾的在变质的社会里坚持他们的爱情，变态的时代是相爱的人眼中的黄金时代，人的真性情即使在变态的社会中，也是灿烂美丽里的花朵。

对性的描写，也是小说讽刺性的一个表现。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性欲压抑着，控制着，缺少社会的解释和评价，更不用说得到社会的共鸣了，然而在每一次“敦敦伟大友谊”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在一次次的批斗中，我们却看到了人性的宣泄，在一个个脸红的像小和尚时，性的讽刺效果在假正经面前达到高潮，在小说中，作者对性的描写所用的笔墨是远大于爱情的，作者用性嘲弄了虚有其表的假正经，也嘲弄了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徒具空壳的爱情。“在王小波的笔下，性不仅是自然的，正常的人类行为，当它存在于一个压抑的环境时，又是反抗的和具有颠覆性的。”[26]正是这种正常的人类行为将一切的荒诞暴露无疑，从而达到了深刻的讽刺效果。

四，举重若轻——悲怆与嬉皮中的坍塌年代

王小波曾在给李银河的一封情书中说自己越悲怆的时候越想嬉皮。

关于“文革”，王小波的体验无疑是清醒深刻的，那场空前绝后的民族大劫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知识被否定，自由被束缚，民主被压制，人性被扭曲，给国家、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种灾难性的影响到如今没有被完全消除。这样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在经历了那样一场浩劫之后，黄金时代又在哪里呢？本该是努力打拼、学习积累的过程，却被无休止的改造、劳动消耗掉，十年后重新回到课堂的时候，岁月仍在、容颜已老，在他内心深处感受究竟是怎样的？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就有感时伤怀的传统，王小波又何尝能脱逃？越是行文如风，举重若轻，越是叫人感到文字底层的那份凄凉感。王小波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时代的驱使下不得不做出某些选择，但是到真正开始有了选择权利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了，这是何等的凄凉和悲壮！他的写作--在别人看来是痛苦的，而他却写得如行云流水，幽默而含蓄：“（开批斗会时）原来我们的问题是思想淫乱，作风腐败，为了逃避思想改造，逃到山里去。后来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下山弃暗投明。听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心情激动，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王二！打倒陈清扬！”[27] “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大家都说不存在的东西一定存在，比如王二，假如他不存在，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28]   

就这样，把一出悲剧活脱脱写成了喜剧，一场浩劫变成了狂欢！

仔细阅读《黄金时代》，还会发现小说的叙述是不连贯的，存在一个一个的断层，在每个断层中，似乎不经意地留下了些什么， 在王二的胡言乱语之中，隐藏着许多类似这样的句子：“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接下来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29]“因为她像苏格拉底，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虽然活了四十多岁，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为什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她是如此无知，所以她无罪，一切法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30]

这些语言冷漠而安静地看着一群群巅狂的人在他们的舞台上，表演着一出出荒诞剧。王小波把这样模糊的句子安排在文本中，却清晰地指向一个终点--苦难、恐惧、扭曲、荒谬……这些，不正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吗？在这样的语境中，王小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坍塌了的年代。

参考文献

[1] 吴励生：《王小波小说论》,载《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第23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2] 魏捷：《王小波现象》，载《90年代批评文选》第549页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

[3]李银河：《王小波画传——81个瞬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王小波：《我对小说的看法》，载《沉默的大多数》第3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5]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载《沉默的大多数》第158页，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6]王小波：《关于格调》，载《沉默的大多数》第347页，最初发表于1995年第四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

[7]王小波：《黄金时代》，载《王小波文存》第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8] 魏捷：《王小波现象》，转引自刘心武《寄往仙界》，载《为您服务导报》1997年5月1日。

[9]王小波：《黄金时代》第7页。

[10]王小波：《黄金时代》第47页。

[11]王蒙：《难得明白》，载《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第7页。

[12]王小波：《有关“给点气氛”》，载《沉默的大多数》第234页，最初发表载1996年第10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13] 王小波：《〈怀疑三部曲〉序》，载《王小波文集》第4卷第33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14]王小波：《〈思维的乐趣〉自序》，载《思维的乐趣》，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5]王小波：《思维的乐趣》，载《沉默的大多数》第22页，最初发表1994年第9期《读书》杂志。

[16]王蒙：《难得明白》，载《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第13页。

[17]朱正琳：《不再沉默——王小波杂文解读》，载《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第17页。

[18]王小波：《黄金时代》第5页。

[19]王小波：《黄金时代》第6页。

[20]王小波：《黄金时代》第40页。

[21]王小波：《黄金时代》第5页。

[22]王小波：《黄金时代》第5页。

[23]王小波：《黄金时代》第29页。

[24]王小波：《黄金时代》第15页。

[25]王小波：《黄金时代》第25页。

[26]李银河：《王小波笔下的性——常态与变态》，载《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第258页。

[27]王小波：《黄金时代》第31页。

[28]王小波：《黄金时代》第16页。

[29]王小波：《黄金时代》第8页。

[30]王小波：《黄金时代》第49页。